[摘要]：如何正确认识高考的正负效应，如何进一步深化现行高考制度的改革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从中国考试制度的历史沿革出发，在对现行高考实践活动负效应批判的基础上，探讨高考制度改革的对策。

[关键词]：高考 考试制度 改革对策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考试故乡”。

考试，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活动，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比如，当时普遍实行的成丁礼或戒礼（initiation），实质上是一种对青年人生存能力的考试——“学会生存”（learn to be ），许多部落首领的继承人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试而选拔的——“领导者任职资格考试”。考试，作为一种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由贡士而养士，由养士而察举，由察举而科举，考试终于在对“血统论”、“世袭制”自觉或不自觉批判的里程中，迎来了其制度史上的顶峰——隋唐科举考试制度。就象“先有哈佛，后有美国”那样，“先有考试，后有学校”。考试，作为一门科学——考试学，它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此，考试既古老又年轻。

考试的异化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比如，“六艺”考试是西周大学最基本的考试形式，但到了后期，“礼崩乐坏”，“六艺”考试逐渐丧失了务实精神。礼乐考试流于形式，射御考试不再结合实战。考试本身所具有的“敬修文德，选拔人才”的功效遭到破坏。明清时期，学校因科举而生存，为科举而生存。僵硬的八股程式，空疏的高头讲章，上不足以弘道济世，下无关乎人伦日用。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筛选人才的功能退居其次，考试制度本身的生存成为唯一目的。

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无疑克服了“举贤良方正”式的“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制度的种种弊端，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理想。然而，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高考制度的实践负效应已经到了举国声讨的地步：“炮轰全国统一高考制度”、“高考——黑色的七月”“高考——校将不校”等呐喊不绝屡耳。

因高考，“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天职被演绎成“教书、解题、导考”。凡与高考无关的课程或削减学时或干脆取消，课外活动、校外实习、社会实践等“奢侈环节”一律为语、数、外让道。教学目的从知识授受降格为解题规则的说明，教师讲授、学生学习高考不考的内容被怀疑患“小脑性共济失调”。无任是记叙文还是议论文都有各自转承启合的程式套路，八股新风日渐。高考升学率事实上已经成为衡量学校教育质量高低、评价教师工作绩效的唯一尺度和终极准绳，奖惩、毁誉籍此而定。各种高考的教辅书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却都一时洛阳纸贵。“明星教师”校外兼课如赶场，朝东暮西，疲于奔命，家教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学生“六出六进”，陷于水深火热的茫茫题海，哪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于是乎，离家出走者有之，焚校弑母者有之，割腕自绝者有之。

考试的异化必然导致产生各种异化的考试，以语文考试最为典型。例如：有一道题是关于朱自清先生的《梅雨潭的绿》的，题目要求考生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都选择了梅雨潭，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正确的答案是“梅雨潭边”。有一道题要求在许多元曲作家中选出元曲四大家。但是，这个问题连大教授都说，在文献上有不同说法。据说，前几年，把高考语文考卷拿给全国著名的中学语文教学权威去做，也只能得到可怜巴巴的70多分。

神圣的教学在高考指挥棒的淫威下几同儿戏！把庄严消解到如此地步，恐怕就连1300年前“贴经、墨义、策问、诗赋”的始作俑者都自叹弗如吧。有人说，现在是“解构”的时代，“躲避崇高”是主流的音符。与高考的大手笔相比，王蒙、王朔的那点“书斋里的革命”，犹如“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简直微不足道！依我看来，在中国，真正独领后现代风气之先、深得后现代精髓的，决不是社科院那几个以研究后现代安身立命的院士，而是我们考试院的“院士”们！即便是利奥塔、福柯、德里达、大卫·雷格里·芬、詹明信等，他们又算老几？

什么是游戏，探究这个命题曾穷尽了培根、维特根斯坦、皮亚杰等几代智者的智慧，怪只怪他们生不逢时。现在，这个斯芬克司千古之迷，不是已经被我们的俄狄浦斯们轻而易举地解开了吗？难道这不是除文官选拔制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之外，中国教育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大贡献？我国教育学的教科书上，一提到1958年美国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总是用八个字来描述前苏联1957年发射Sputnik人造地球卫星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朝野震惊，举国哗然”。我在想，美国人将会用怎样的字眼，来形容我国现行高考制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

在中国，没有哪一场考试象高考那样，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弦，从政要贤达到布衣寒儒无不对高考倾注了极大的关怀。我们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是：明知道现行高考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又找不到更好的途径来完全取代高考。真是考也不是，不考也不是，高考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关于高考改革的反思中，主要集中于两大问题“要不要高考”和“怎样高考”。对于前者，认识较为一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高等教育资源还远不能满足每一个公民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之前，相对来说，高考更能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教育平等原则。因此，高考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有学者甚至认为，即便到了共产主义，人人都可以上大学，但由于各高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也还存在择优录取的需要。因此，高考的形式和内容会不断变化，但是高考制度本身将永恒存在。对于后者，即现行高考制度的改革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闵家胤博士，在他关于系统论的专著《进化的多元论》中，系统地提出了“德智体三元高考方案设计”，主张以品行、体质和学业的综合考核代替单纯文化科目的考试。留美博士胡学华在给朱总理的信中提出了“改革现行全国统一高考的模式，代之以各大学教授团自主招考”的构想等等。许多专家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高考内容和方式的改革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尽管目前各种建议的改革模式可能方法炯异，甚至观点相左，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即现行高考制度必须进行变革。

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日渐深入人心，公正地说，尤其是最近几年，高考制度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比如，允许部分城市和地区自主命题、独立招生；大力发展高职，打通中职、中专、技校与高职的立交桥；实行少数优秀高中毕业生免试推荐入学制度；采用“3+2”的考试模式，其中“2”的内容由招生学校自主命题，减少国立课程的考试科目；命题原则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减少主要靠记忆的知识内容，转而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语文考试增加作文权重，外语考试增设听力部分；许多学校录取新生除了看学生高考的笔试成绩外，还增加了面试环节等等。 本文文档版下载：http://www.k12zy.com/20/52/205269.htm